一

张裕钊所处的时代，正是鸦片战争前后，列强入侵，割地赔款，内忧外患，战事频仍，民不聊生。中国的封建社会由盛而衰，已是日薄西山朝不虑夕了。闭关自守的封建格局已开始瓦解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矿业、瓷业、纺织业等方面逐渐凸现，但资产阶级势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地步。因此反映在文化上，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还很微弱，社会上依然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。当时的最高封建统治者认为：还应以“经为学问根底，自应悉心研讨；至诸子百家，不过供文人涉猎，已属艺馀”（《清仁宗实录·卷一0四》）。故属于“艺馀”的诗歌创作在清代不被重视，仅是文人涉猎的小技而已。在这种氛围下，还是出现了如王士禛、郑燮、袁枚、赵翼、黄仲则、张维屏、龚自珍、黄遵宪、康有为、秋瑾等一些颇具影响的诗人，而后五人还是张的同时代人。他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在政治思想和诗歌创作中，都表现了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不满和批评，对官僚庸碌腐败不思振作的鞭挞和厌恶。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，强烈地要求改良变革，改变现状，实现理想。但当理想被残酷的现实粉碎时，就难免感到茫然彷徨情绪低沉了。即使是“自矜医国手”的龚自珍也不例外，最终还是发出了“纵使文章惊海内，纸上苍生而已”（金缕曲）和“莫怪怜他，身世依然是落花”（减兰）的浩叹！张裕钊的诗歌，也深深打下了这个时代的烙印。

古人说：“诗者，天地之心”（《诗纬·含神雾》），“艺者，道之形也”（《刘熙载《艺概序》》，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道》）。故“诗言志”、“思无邪”是诗的本质，而张裕钊在诗作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就证明了这一点。

“生事宁堪恤，时艰实可哀。”

——《书院庭中枇杷一株，同治辛未之岁余手种也……感时抚事，为赋此篇》

“一国真槐梦，孤怀共杞忧。惊心问朔檄，举目望神州。

  长夜何时旦？浮云忽变秋。山中芳杜若，岁暮可淹留！”

——《奉酬姚慕廷丈见怀原韵》

“昆仑高万一千丈，旁开四百四十门。百怪蹲跠候指使，群仙出入看乾坤。

  西北辟启通扃钥，日月光明相吐吞。何物东方小竖子，偷从织锦问天孙。”

  ——《昆仑》

诗人对浮云蔽日、长夜难明、举国槐梦的残酷现实，感到深切的忧虑；对处于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黎民百姓，寄予同情和哀叹；对入侵者（小竖子）敢于犯我神圣国土（昆仑），感到无比愤慨！这正是“大道日丧，若为雄材，壮士拂剑，浩然弥哀”（司空图《诗品·悲慨》）的心情写照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国弱民穷的灾难呢？

“诸公稔祸宁堪说？四十年来岁月迁。尽解藏身三窟固，岂知厝火一朝然！”

——《书感》

“议和议战国如狂，目论纷纷实可伤。万事总为浮伪败，一言无过得人强。

  尽焚刍狗收真效，宁要束蠡列众芳。独把罪言欹枕读，一声归雁淚千行！”

  ——《孤愤》

“晚风萧飒动寒芜，倚杖庭前一慨吁。屋角斜阳喧冻雀，枝头残雪立饥乌。

  贪污成俗国维破，砥柱无人士气孤。时世久经归袖手，年除聊复醉屠苏！”

  ——《冬瞑》

在大敌当前国维惊破砥柱无人之际，朝廷官吏束手无策，议和议战“目论”（指空泛浅见，语出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）不休。且贪污成俗，浮伪成风，各自谋营藏身三窟，以至厝火陡燃，不可收拾。因此诗人义愤填膺，高呼要将这些刍狗之徒尽焚而后快！大有“济文武于将坠，宣风声于不泯”（陆机《文赋》）的气慨！正如他在《秋夜》中所说的：“壮怀早读范滂传，晚学今耽小戴经。犹有忧时心未减，步檐遥看上台星！”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其爱国忧时的情怀，少而弥坚，老而弥笃，始终不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