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士人，仍有放不下架子、掩饰屈辱失败的心态，于是把西方的东侵说成“自国家怀柔包荒，日月照临，天所复焘，莫不来宾。海外奇技异物、火器轮舟，诸瑰新俶诡骇怪，旷古不睹之事，并交于中国”^{[3]（卷二）}，对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并无多少谴责，突出的感受是奇、异、诡、怪；同时把中国的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、割地赔款、开放口岸等等，说成是“驾远抚柔”、“交通市易”和“申结盟约”。显然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到当时朝廷和官场习用语言和表达方式的影响，用自欺欺人的字眼掩饰中国的失败；另一方面在光绪十年（1884）以前的洋务运动前期阶段，所谓同（治）光（绪）中兴的假象还没有打破，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还未暴露出来，故张裕钊多少还有一些乐观和幻想。

同样，张氏此时还有一些类似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，以为“天地之道，日新而不已，则文明亦日辟而莫知所穷”。他所谓文明日辟，既包括西方科技器物等文明的东来，还尤其自信中国的“周孔之教当益大被海以外，同文于冈极耳，不数十百年，可决知其必出于是者也”^{[4]（卷一）}。他相信世界人类文明会不断进步，而且这进步的原因，乃在于多种文化的交融互汇。从大方向上说，张氏的这一推测是不错的；但是他认为西方仅有物质文明、而中国的孔孟之教却具有同化世界文明的优势，这显然只是一个大胆的假定。他所说的数十百年时间已经过去了，而他的假定仍远未变成现实。

不过张裕钊较早就看出，中国要真正自强，还有许多困难，其中很重要的两点是中国人习惯的固步自封和办事敷衍。他提出，要适应“兴天地剖泮以来所未有”之“大且剧”的“世变”，必须首先破除拘守，因而批评顽固守旧人士的态度说，“当世学士大夫或乃拘守旧故，犹自鄙夷诋斥（西学），羞称其事，以谓守正不挠。呜呼，司马长卿有言，鹪明已翔于寥廓，而罗者犹视夫薮泽，岂非其惑欤！”^{[5]（p42-43）}表明他已冲破视中国的一切为至善至美、无须改进、不可他求的传统观念，主张认真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的情况。同时，他还批评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，主张讲实质求实效，称“天下之患，莫大乎任事者好为虚伪。……自夷务兴，内自京师，外至沿海之地，纷纷营营，译语言文字，备火器，修轮艘，筑炮垒，历十有余年，糜耗帑金且数千万。一旦有事，责其效而茫如捕风，不实之祸至于如此”^[5]（p95）。这种虚应故事还表现在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，不能“知彼”，而“觇国之术，柔远之方，必得其要，必得其情。得其要得其情，而吾之所以应之者，乃切所施设矣。”^[5]（p44）所以当守旧派反对和嘲笑中国的使外人员时，他坚决支持和鼓励友人黎庶昌大胆走出国门，把掌握世界的真情作为在中国办实事的前提条件。

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夕，张裕钊已明确发现自强运动单纯讲求军事、工艺制造和经济问题，而不注重人才问题的偏颇和缺陷。他说，“今天下语边事者，皆竞言制械器、译语言文字、通商阜财、筑垒守险，一切以依仿泰西之法，筹备守御之术而无不至，而裕钊以为抑其次也。夫穷天下古今，尊主庇民，批患折难之要，一言以蔽之，曰得人而已。”张氏没有看到，自强或曰洋务运动最根本的不足，是没有触动落后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，而视其失误首先在于未注意到人的问题，可说还未能切中根本，但他能看出当时重物不重人的弊病，也仍可算是卓识。

张裕钊关于“得人”的思想，可分为待人、才人、育人三个层次，可说还是较为全面的，不过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他都明显受到曾国藩父子的影响。在待人求才上，张氏认为在高位者必须象当年曾国藩那样的“名德重臣”，“既夙负知人之量，又益慕想殊，尤虚伫贤哲，早夜旁求，皇皇若不及”，才能得到人才，而且所得甚多，“九州之大，必有魁桀之士起而应之者”，“豪俊响应，焱合景从”。只要有了众多人才，就能“举议者之所云，次第而布之，一皆确然收其实效”^{[3]（卷二）}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