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的人才算人才？或者说当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？张氏认为，象曾纪泽这样的人才应该是人们的榜样，他说曾纪泽“博极群籍，洞晓古今治乱得失之故，益讲求时务，无所不究切。尤以疆事孔殷，所系乃绝艰大，故于彼我强弱短长之数、语言文字学术异同、舟舆器械良楛利钝、财贿生殖万货百昌赢诎盛衰，皆博考深思而心知其故。……千品万汇，宏巨密微，默识洞贯，总八极而内于寸心。故自朝野上下，无远迩、无愚智贵贱，莫不以为洞明时务未有及侍郎者也”[6]（卷二）。曾纪泽是曾国藩长子，幼时接受系统传统教育；及长，受其父办洋务的影响薰陶，学习西方各种知识，又在国外八年，因而学贯中西，对中国和世界均有深切了解。1880年他40岁时，曾与沙俄谈判，改订昏庸误国的崇厚与俄国订立的条约，经反复折冲，使中国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仅有的少数几次成功的外交谈判之一。四年后中法战争爆发，他又“与法人辩争，始终不挠”，确实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干材。张裕钊以曾纪泽为当时中国亟需人才的范例，说明他的人才标准是进步的、也是讲求实际的。
在育才问题上，张裕钊曾集中论及两点。其一是批评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方法，他说，“唯天下之治在人才，而人才必出于学”，但当时“彼所以造而成其才者失其道”，仅“学为科举之文而已”。清代的中等教学设施有两种，一是州县所设学宫，属官办性质，由教官主持；一是书院，属半官方或民间性质，由山长主持。清中叶以来，“郡县之学官权位轻而职业废，不足以鼓舞振起天下之才，于是士之有意进取者常相率聚于书院。然书院之所课其科举之业也，其主此者亦皆以科举之业进者也”。这就是说，当时的教授、教谕、训导等学官，是遭人轻视的末等官，由于位卑权微，这些人并不尽心尽责，因而州县学宫形同虚设，倒是书院能吸收一些学子。但无论是学宫还是书院，都是把教八股文、应付科举考试放在首位，学子也大多致力如此，目的是顺着科举之路，由秀才、举人、进士一级一级爬上去，好出仕做官，故“相习而靡者，苟得之弊中于人心，而莫有能拔乎其间者也”。除了教学八股制艺之外，士人所习，“或专意于考证词章之末而遗其本，或空谈性命而时不免于固陋。”到了近代，“海内兵起，人益废学，而俗日以敝。士之通知古今而可以为国家之用者，盖往往数百里而不得一人也。”[7]（卷五）；[5]（p157-159）总之是积弊深重，人才奇缺。
其二是批评当时社会风气败坏，人人竞逐私利，而能满足其利欲的最好途径就只有作官。张氏指出，当时作为人子，能使父母高兴的是富贵利达；父母所希望于儿子的也是富贵利达；丈夫荫庇妻子的、妻子仰仗丈夫的，也仍然是富贵利达。“士大夫一沉于室家之累。身之不显则内愧妻子，而若不可为人；为子者亦若唯是可以奉承其亲，非是则危不可以为子。悉家人父子恤乎唯一官之得失为愉戚。……夫俗之日坏，而人才之所以不振，职是故而已。”[8]（卷二）然而这些人表面上却道貌岸然，“其人能瞋目攘臂而道者，则所谓仁义道德、腐熟无可比似之而已”。所以张氏忍不住满腹忧虑地问道，“以彼其人服中外官、膺社稷人民之寄，生民何由而乂安、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！”[7]（卷五）
针对当时教育制度窳败、士人不学和学无实用，且一心当官求私利的状况，张裕钊利用教学和著书等各种机会，设法挽救。他强调，“一介之士皆与有天下之责焉。将欲通知古今，讲求经世之大法，稽诸古而不悖，施之今而可行，其必自读书始矣。”然而中国之书多至汗牛充栋，读书亦“有考古之学，有知今之学，……二者固相须为用，然果孰在所缓、孰在所急”？即如考古之学一道，又有“小学”、“金石”、“史事”，“又其外杂史传记谱录之属，殆不可数。学者童而习之，白首而不能究，……其无乃鹜其近小而不急者，而转遗其大者远者欤？”话讲得很全面、很委婉，考古之学、知今之学都无遗漏，但其更重视知今之学，认为读书须注重大者远者的倾向十分明显。他曾反复强调，“古今时势异宜，锲舟求剑，胶柱鼓瑟，适足以乱天下。”尤其是当时的生存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战争，所以他虽然批评洋务运动有专讲练兵制器、购船筑垒的片面性，但也承认“自古内外强弱之势，一视兵为轻重”[9]（卷三）。所有这些，都体现了张氏力图纠正拘守故常、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的努力。
对于社会上人们争趋私利的风气，张氏也力图挽救。他认为，对此首先要引导和鼓励读书人立定崇高志向，再通过他们来影响社会，“士莫先于尚志。而风俗之转移，莫大乎君子之以身为天下倡。今天下师儒学子，诚得一有志之士，悯俗之可恫，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，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，……由一人达之一邑，由一邑达之天下”[7]（卷五），颓风未必不可挽，社会环境未必不可改变。
张裕钊因早年辞官，一直致力于著述和教学，不大直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，故后之研究者多以其为有艺术性成就的文人，甚至有人批评他脱离实际。其实并不尽如此。他曾说，“道不足而强言，虽振厉其气，雕绘其词，而卒无以餍乎人人之心。深造道德而自得于其心，则凡所言而莫非至道之所寓。”[10]（卷一）就是说，没有思想深度而故作大言，人们不会理睬；有了真知灼见，随时随事随意为言，都能包含有用的道理。《濂亭文集》的首篇《辨司马相如封禅文》，其实就是该书的“文眼”。在这篇文章中，张裕钊力辨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不是向汉武帝献谀，而是“正以讽武帝之封禅”，“其辞隐”而“刺讥深至”。并称司马相如等人的文章“其用意皆至深远难识，无苟为之者也。以其难识，世乃徒观其外而议之耳。”[11]（卷一）同样，张氏的文章也多是意思深远而隐晦，少有激烈的言辞和直截了当的批判，但其关切社会问题的深心、其顺应时代需要而提出有关改革建议，都斑斑可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