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张裕钊不仅文思深沉，而且思想悲观。他深知当时颓势难挽，而自己的才学和主张亦难见用，故常借他人之酒以浇自己胸中垒块。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（号鹿门）曾慕张氏之名，来保定莲池书院相访，并为其书《藏名山房文钞》求序。冈千仞与王韬亦相知，著有《尊攘纪事本末》、《米利坚志》、《法兰西志》等书。张裕钊称其“负绝人之姿而有高世之志，于其国及吾中国振古以来治乱得失无不窥；于今日西北以往殊邻绝党、舟车兵械、技巧之制、会盟战功之事无所不究切。慨然将欲有所振于其国者，噤不得施，弢敛奇特，抱独而处”。故为之序，“有取于君之用心，有慨于余之志。”^{[2]（卷一）}表明张氏感到冈千仞与自己志趣相投，遭遇亦相似，因而不仅惺惺相惜，还借此作序之机一吐自己的感慨。

张裕钊还感到，中日两国某些文士命运相同，但中日两国的发展趋势和命运则不一样，日本越来越富强，而中国越来越贫弱，危机越来越严重，这是更使他悲观之处。张氏死于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前夕，未及亲见中国被日本打败的惨状，但早在八十年代之初，他就曾以诗《弱水》抒发自己对未来的忧虑：“弱水终难渡，神山不可求，熊螭复隐雾，蛟鳄尽乘秋。来日忧方大，诸公善自谋。独令阊阖上，旰食问共球。”^{[5]（p273）}预见中国会有更大的危难。人们或许会责怪张裕钊式的士人过于悲观，但在旧中国，一个更可悲的事实恰恰是：乐观的预言往往成为泡影，而悲观的预计却常常不幸而言中。

二、深沉高穆的文论和诗作

从学术流派而言，张裕钊中年有一段曾受到曾国藩的影响。曾国藩素爱桐城派古文，后来更以高官显位而接过桐城派的旗帜，他一方面肯定桐城派为文章正轨，一方面针对桐城派的规模狭小而纠之以雄奇瑰玮，针对其空疏迂阔而在“义理”、“考据”、“词章”三项内容之外再加上“经济”；又把学习的范围加以扩大，亲自编选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以作为桐城派创始人之一的姚鼐所编选的《古文辞类纂》的补充读物。桐城派由此号称“中兴”。

但曾门弟子习文，上者仍在韩愈、欧阳修，次者更不出方苞、姚鼐；只有张裕钊假途唐宋八家，而上溯两汉、先秦、晚周，并原本六经，且于许慎、郑玄的训诂，二程、朱熹的义理，均究其微奥。故张氏之文文义精辟，词句古朴峻拔，实际上已脱离桐城派的藩篱而自成一家。曾国藩曾在《求阙斋日记》中说，“吾门人可期有成者，唯张、吴二生，”此即指张裕钊和后来成为清末桐城派代表的吴汝纶。曾氏又称张裕钊的古文“有安石之风，吾既爱之，又畏之”^{[12]（卷四百六十八，文苑三）；[13]（p119-120）}。张舜徽先生说，“盖裕钊与吴汝纶，并以能为古文辞雄于晚清。吴之才健，而裕钊则以意度胜，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，非偶然也。”^{[14]（p528）}上述评赞均属确切之论。

张裕钊论文，以“意”为主，而以“词”、“气”、“法”来辅“意”，并又强调一出乎“自然”。他在《答吴挚甫书》中有一段文论曰：“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，而辞欲能副其意，气欲能举其辞，譬之车然，意为之御，词为之载，而气则所以行也。欲学古人之文，其始在因声以求气，得其气，则其意与词往往因之而益显，而法不外是矣。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。盖曰意曰词曰气曰法之数者，犹判然自为一事，……唯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。自然者，无意于是而莫不备，动静皆中乎其节，而莫或知其然，日星之布列、山川之流峙是也。……及吾所自为文，则一以意为主，而词气与法胥从之矣。”^{[5]（p122-123）}可知张裕钊之讲求意、词、气、法，已形成其综合的系统的观念，有主有从，而又互相联贯；其最高境界则是浑然自成，渊懿宏肆且不假雕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