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裕钊论《禹贡》三江

丁有国

一、《禹贡》对“三江”的记述

《尚书·禹贡》中说：“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。”意思是说：三条江水已经导入了大海，震泽（注：太湖，《禹贡》称“震泽”；《尔雅》称“具区”。）也治理得平定了。又说：“嶓冢（山名，在陕西省宁强县北部，漾水源出于此）导漾，东流为汉，又东为沧浪之水，过三澨，至于大别，南入于江，东汇泽为彭蠡，东为北江，入于海。”又说：“岷山（在四川北部，岷江源于其南）导江，东别（别：另有一条支流）为沱，又东至于澧（在湖南，东流入洞庭湖），过九江，至于东陵（在今黄梅县），东迤北会于汇，东为中江，入于海。” 《禹贡》对“三江”的记述仅此而已。根据《禹贡》的这些记述，有些问题不易令人明白。第一、“三江既入”，具体的是指哪三条江呢？第二、汉水的水道东流入海为北江，岷江的水道东流入海为中江，则中江必是另一条水道，那么，这条水道从哪里走向呢？第三、汉水与岷江到了江之中下游，实际上已形成了一条水道，又如何分成北江、中江而分别东流入海呢？第四、既有北江、中江，有无南江呢？如果有，那又是哪一条水道呢？这些，都给后人留下了若干疑点。因此，从汉代以来，经学家们解说“三江”的众口不一，其说纷纭。

二、汉代以来一些著名学者对“三江”的解说

最早解说“三江”是东汉班固。班固在他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首先援引了《禹贡》的记述：“嶓冢导漾，东流为汉，又东为沧浪之水，过三澨（三条支流），至于大别，南入于江，东汇泽为彭蠡，东为北江，入于海。岷山导江，东别为沱，又东至于澧，过九江，至于东陵，东迤北会于汇，东为中江，入于海。”然后，他解说道：“芜湖，中江出（其）西南，东至阳羡（今江苏宜兴）入海。”又说：“吴，故国，周太伯（周太王长子）所邑。具区泽在西，扬州薮（泽），古文以为震泽。南江在南，东入海”。又说：“石城（今安徽贵池），分江水首受江，东至余姚入海，过郡二（一、古丹扬郡，治在安徽宣城，辖今安徽长江以南、江苏大茅山以西和浙江天目山西北计17个县；二、古会稽郡，秦置，治在今江苏苏州，汉顺帝时移治绍兴，辖今江苏太湖以东以及浙江的东北部地区的26个县），行千二百。”这些，就是班固对“三江”的解说。

汉代以后的经学家，大都墨守班固的解说，尤其是北魏时地理学家、散文家郦道元（字善长），他在《水经注》中，对班固说的“石城，分江水首受江，东至余姚入海”，构想了一个详细的水道路线图，并且称它为南江。他说：“江水自石城东入为贵口，东径石城县北，……东合东大溪。溪水首受江北，径其县故城东，又北入南江。南江又东，与贵长池水合，水出县南郎山，北流为贵长池。池水又北注入南江。南江又东，径宣城之临城（今安徽青阳县）南，又东合泾水。南江又东，与桐水合。又东经安吴县，号曰安吴溪。又东，旋溪水注之。水出陵阳山下，径陵阳县西，为旋溪水。”接着又说：“南江之北，即宛陵县（今宣城县）界也。南江又东径宁国县南”。“南江又东经故鄣县（今浙江章吴镇）南、安吉县（今浙江安吉县）北。“南江又东北为长渎历湖口。南江东注入具区（太湖），谓之五湖口”，南江又从太湖出口，经吴县（今苏州）、由拳（浙江嘉兴）、海盐（宁海县境）、余杭、钱唐（杭州）到达余姚，东入海。这是郦道元对南江的详细解说。

按照班固的解说：第一、由毗陵（今常州市）北边东流入海的长江下游是《禹贡》的北江；第二、出自芜湖县（汉代始置，今仍为县，在今芜湖市东南30公里）西南，东流经阳羡（宜兴）入海的水道为中江。他所说的这条水道（中江），实际就是松江。松江的上游段叫荆溪。荆溪是自西向东，经过漂阳、宜兴两县最大的一条水道。但它不出自芜湖县西南，而是由其上源胥溪河，出自与安徽芜湖县相邻的江苏高淳县东北，汇集大茅山以东和苏、浙、皖边境的界岭北坡诸水，东流经漂阳县，又东到宜兴县的大埔附近流入太湖。这就是荆溪，也就是松江的上游段。由太湖出口，东流入海最大的水道也是松江。第三、他所说的“吴，故国，……具区泽在西。南江在南，东入海”，也说的是松江。因为他这里说的“吴”，是在具区泽（太湖）的东边。这就是指古吴县，而不是指古吴国全境。在吴县南东入海的恰恰是松江。可见，班固把南江、中江相混成一条江了。郦道元大概也明白这一点，干脆把班固说的从石城县分江水，东至余姚入海的那条水道称为南江。班固和郦道元对“三江”的解说大同小异，人们称为班、郦之说。

由于班固、郦道元是大家，是权威，所以，许多人在解说“三江”的时候，都牵强附会、左右缝合去附会他们的说法。比如清代学者钱塘（1735-1790），字学渊，号溉亭。此人是乾隆四十五年进士，当过江宁府的教授。他是江苏嘉定人，本来就熟悉当地的地形，知道“分江水”的说法不合实际，就拐弯抹角地解释道：“由拳以至余姚诸县，固在吴国之南，是以南江入海于余姚系（关涉）之，又以吴系之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：从由拳到余姚诸县，都在吴国之南，所以，说到南江入海，就要把余姚和吴关涉进去。附和班郦之说的著名学者还有：姚鼐（1731-1815），字姬传，室名惜抱轩，乾隆年间进士，著名学者，曾任刑部郎中，后主讲江宁、扬州书院四十年，著有《惜抱轩全集》八十八卷，辑有《古文辞类篡》七十五卷，还同孙星衍合编《庐州府志》五十四卷；金蘂中（1735-1801），名榜，字蘂中，乾隆年间进士，曾任翰林院修撰，著有《海曲拾遗》六卷；孙星衍（1753-1819），字伯渊，号渊如，乾隆年间进士，文学家，曾任翰林院编修，撰辑了《松江府志》等六府县志书；钱学渊（1735-1790），名塘，字学渊，号溉亭，乾隆年间进士，著有《史记之书释疑》等多部著作；阮元（1764-1849），字伯元，号芸台，江苏仪征县人，乾隆年间进士，曾任湖广总督、云贵总督，体仁阁大学士。他校刻了《十三经著疏》，汇刻《学海堂经解》一千四百卷。著有《畴人传》、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等多种。这些人在各自的著述中，对《禹贡》三江的解说，也都附和班、郦之说。

但是，有些学者认识到班、郦之说中，有明显的不符合实际的地方，不得不另辟蹊径，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说“三江”。唐代的徐铿等编的《初学记》中引郑康成（郑玄）对“三江”的解释为赣江、岷江、汉江为南江、中江、北江。《国语·越语上》记载伍子胥的话：“吴越之地，三江环之，民无所移矣。”三国时的吴国学者韦昭注释《国语》中的“三江”为松江、钱塘江、浦阳江。东汉赵晔编的《吴越春秋》解释“三江”为松江、钱塘江、剡江（曹娥江）。晋代文学家、训诂学家郭璞（276-324），字景纯。他说：“三江者，岷江、松江、浙江也。”庾仲初在《扬都赋注》中则说：“今太湖东注为松江，下七十里有水口，分流，东北入海为娄江，东南入海为东海，与松江而三也。”这是说：松江东行七十里，分为三条水道，分别流入海，称为“三江”。这一说法，同唐代陆广微的《吴地记》中的说法是一致的。他们所说的东江，现在已经堙塞了。

三、张裕钊就《禹贡》三江同吴汝纶的争论

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三月，张裕钊在保定莲池书院以“《禹贡》三江”命题，要学生写作文。他阅完学生的全部文卷，没有一篇让他满意的。于是，他自己写了一篇《<禹贡>三江考》。

四月初十日，他给在冀州当知府的好友吴汝纶写信，其中说：“前月以《禹贡》三江课诸生，颇乏称意者，乃自作一篇，今寄呈。”事隔不久，吴汝纶在回信中指出：对《禹贡》三江的解说，应当遵从班氏志。并且说：“东迤者为南江”，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。

闰四月（光绪十三年闰四月）初八日，张裕钊给吴汝纶的回信中说：“蒙示‘三江当主班志’，所论具有依据，纫佩（《楚辞》“纫秋兰以为佩”，本是“荣美”，此是“赞美”、“赞叹”，之意）无已。至‘东迤者为南江’，阁下以为不易，适乃鄙心之所甚不安者。以此，未敢苟同”。“若欲相与辨论所说之是非，深恐烦劳翰墨，彼此皆为神疲而是非卒不可定。且留此一段公案，俟他日晤见，藉佐谈资”。“想阁下决无降北之理，即不肖亦必不为强敌所屈也。”

案，弟已懒慢，又校阅乏暇晷（缺乏闲暇时间），颇以连篇累牍之书为苦，欲俟他日面论。今阁下未见麾幢（战斗的旗帜），遽盈其气，谓我‘外託高言，中实怯懦’，何乃轻敌若是？少暇，必将建大将之鼓旗，回车角逐，即看斫树以收穷庞也。”

接着，吴汝纶在来信中，赞成将“三江”问题暂且搁置起来，待以后会晤再谈。张裕钊却不同意，在五月三日的回信中说：“三江之事，且听下文分解。今阁下乃偷（苟且）欲休耶？”

五月十二日，张裕钊写成了《答吴挚甫论三江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答书》），长达三千一百多字。文言文长三千多字，这不算短。在《答书》中，对吴汝纶提出的“论《禹贡》三江，必当从班志”、“南江、中江同为一江之所分，而各自东流入海”等论断一一进行了辩驳。第一、张裕钊认为“南江、中江同为一江所分”，不合乎《禹贡》本文。《禹贡》中只说“东为北江”，“东为中江”，没有说“东为南江”。这决不是《禹贡》的遗漏，而是说明“南江自为江，居然可知也。”第二、吴汝纶根据郑康成（郑玄）的说法，称“东迤者为南江”。张裕钊说：这也不符合《禹贡》之文，我又不赞成。“《禹贡》中导山导水，曰至于某，曰会于某，曰为某，曰过某，皆实指其地，无虚言之者。”如果南江为江水所分，就会质实言之曰：“东为南江”。《禹贡》中没有这样说，只用了“东迤”二字，这难道是迂晦其辞，孤悬隐射之语以疑后世吗？再说：“迤者，邪行也。”大江下流自东邪行而北，恰与《禹贡》“东迤北”之文合。称“东迤为南江”，江本东流，并且像班、郑之说，其下游从石城（今安徽贵池）直东指吴，何迤之有？郑康成及国朝（指清朝）汉学家都没弄懂《禹贡》文字，提出这种说法，并不奇怪。懂得文的人像姚惜抱及足下，也从中附和这种说法，就叫人很不理解。第三、吴汝纶认为：“江河各有主名，非河不得名河，非江不得名江。”意思是：不是黄河，不能叫做河；不是长江，不能叫做江。在这里，吴汝纶坚持传统观念。在中国古代，“江”指长江；“河”指黄河。其他的水道，也各有其专名。如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中说：“禹疏九河，瀹济、漯而注诸海，决汝、汉，排淮、泗，而注之江。”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“江”，也是指长江；“河”，也是指黄河。这种情况到了清代，已经改变了。凡是流入长江的水道，多半称为“江”，如岷江、嘉陵江、汉江、赣江等；凡是流入黄河的水道，多半称为“河”，如汾河、洛河、沁河，等等。不仅如此，其他地方的水道，也有很多带上“江”和“河”字来命名的。吴汝纶的这种“非河不得名河，非江不得名江”的观点，也像张裕钊在《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》中说的那样：“鹪明已翔于寥廓，而罗者犹视夫薮泽”。吴汝纶重提古人的论点，是为了说明中江、南江都是江水所分的。如果像张裕钊提出的“南江非江水所分，自为一江”，则不能称之为“江”。这是为他们的“分江水”的论点辩护。张裕钊指出吴汝纶这是附和胡渭的论点。胡渭（1633-1714），字朏（pèi）明，撰有《禹贡锥指》。张裕钊说：“胡氏是为镇压他人之口以自申其说耳。”汉，不是江，说它“东为北江者，何也？”胡朏明又说:“汉自为渎，入海，故不可附于江也。”张裕钊说：按照这种说法，“汉”怎么冒上“江”的名称呢？那么，“浙”又为什么不能名之为“江”呢？浙江既然可以通江之名，那么，再取《禹贡》之文，平心静气地来谈论，是班氏之“南江为江所分”合于经呢？还是以“南江自为一江”合于经呢？再说，班志之说，其错误“未可以一、二数也。”第四、张裕钊认为吴汝纶赞成班固的“石城分江水至余姚入海者”即南江，是不符合事实的。因为，从吴县（今苏州）经过由拳（浙江嘉兴）、海盐、乌程（今浙江吴兴）、余杭（杭州市北）、钱唐（今杭州）诸县以达余姚，在吴南东入海。从古以来，谈水道的都没有这样说过；而且吴与余姚两地悬绝，相距数百里。班氏说在“吴南”东入海，是指吴县南，还是指吴国南呢？班氏之说，话说得不清楚，意思也不明白，拿它去探索实际，也邈然得不到证明。另外，《禹贡》明明说：“岷山导江，……东为中江，入于海。”而吴汝纶援湔（jiān）氐（古县名，在今四川松潘北，岷江上游经其南）说的是岷江；毗陵（古县名，治在今常州市）说的是北江，把《禹贡》的中江混为北江。张裕钊说：难道这合乎道理吗？这合乎道理吗？第五、班氏所谓在“吴南东入海者”恰是松江，松江在吴县南东入海。由太湖东流在吴县南东入海的水道，没有比松江更大的。说中江经太湖入海，也必然是松江而已。张裕钊认为：班固所说的中江，按地形来考察，应该是指松江上游的荆溪。荆溪上游胥溪河，源于高淳县东北，汇聚大茅山以东和苏、皖、浙之间的界岭北坡的水，经江苏漂阳县东流，至宜兴大埔附近入太湖。说“班志之中江即松江”，还不是郭璞一个人这样说，墨守班志的钱学渊（江苏学者）因为熟悉那个地方的地形，也不得不遵从庚仲初所说的“松江即汉志之中江。”说“班氏混南江于中江”，这难是我虚妄说的话吗？吴汝纶说：“班氏未以松江为中江，中江乃自滆湖东出，直吴松口”。张裕钊说：不知足下从哪里得到这条水道，实在叫人不明白你说的这件事。在《答书》还有一些细碎的辩驳，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

六月初，张裕钊又将五月十二日寄给吴汝纶的《答吴挚甫论三江书》进行修改，于六月十日又给他写一封信，并将修改稿寄去。信中说：“前月奉去一函，论《禹贡》三江，计已达。寻念其中尚未及翔实，且间有脱漏，乃复加改定，兹缮写呈请是正。”

接着，七月十五日、二十五日，张裕钊又连续给吴汝纶写了两封信，申辩自己的看法。八月初一日，张裕钊收到吴汝纶的回信。吴汝纶辩解自己并没有照搬乾嘉诸儒对“三江”的论述，“于乾嘉诸儒门下乞生活”。张裕钊当天就给吴汝纶写了回信说：“阁下说经，宏识博通”，“若此次说三江，其所引证，诚有过于诸儒者”，然而，“至其祖述班、郑、则固犹是乾嘉诸儒之说”，仍然是“于乾嘉诸儒门下乞生活。”惟独我认为“南江自为一江”，并根据“九江”之文，断定“九江之非江”，还证明“江之可为通称”。这些，才算是“不于乾嘉诸儒门下乞生活耳。”而且是确凿不可易之铁案。“阁下谓三澨即汉水，所为似不免以强辩求胜。”你诬蔑我不赞成“分江水经徽州”的论述，是暗中采用了钱祖望、魏源等人的说法。这说明你没有深刻细致地弄清我的文章本意，而故意加罪名给我。我前次论三江的文章及诸家的论说都在，不待辩而明者也。

四、张裕钊的《〈禹贡〉三江考》

张裕钊的《〈禹贡〉三江考》一文，论述精确，说理透辟。其内容主要是有下列三个方面：

第一、尊重事实，信古而不泥古

张裕钊说：从汉代以来，解说经典的人多得记不清楚了。其中，对《禹贡》“三江”解说的人更多。在解说“三江”的人当中，最早的是班固。他的解说也最接近《禹贡》“三江”的原意；但是，也不能说没有不妥的地方。而近代解说“三江”的人，一概墨守班固的说法，认为不能变更，这也未免过于相信汉代人了。汉代人的说法接近实际；但还应该按照实地情形进行考察。经过考察，是对的，就相信古人的说法，这是应该的。经过实地考察，情况与古人的说法不相符，甚至有很大出入，即使是古人说了，我们也不能盲从。那么，怎样来考察呢？就拿《禹贡》的原文，同那些解说人所指的地方，进行对照，加以考察。两者相符合，就是对的。按照《禹贡》上的记述，检验他们所说的地方，两者不相符合，那么，他们的说法就不对了。

张裕钊说：我曾经相信过顾宁人（顾炎武）的说法，把北江、中江、南江附会郭景纯的岷江、松江、浙江为三江，以为符合实际。郭景纯的说法，全谢山（全祖望，清史学家、文学家）也曾经采用过。他采用郭景纯的说法，有对的方面；但他说“三江不必涉及北江、中江”。这就不对了。《禹贡》中明明说“东为北江”、“东为中江”，捨去北江、中江，怎么能说“三江”呢？再说，有北江、有中江，就一定有南江，兼南、北、中为三江，三者互为因果，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。全谢山怀疑江不可通于松江、浙江，怀疑班固所说的中江不是禹迹。我认为：江本不通于浙江；松江应是《禹贡》所说的中江，是禹所开通的。全谢山采用郭景纯的说法，而未领会到他的旨意。郭景纯本来就以为松江是《禹贡》的中江。他所作的《江赋》说：“表神委于江都，混流宗而东会，注五湖以漫漭，灌三江而漰沛者。”这就是墨子所说的：禹在南方疏通江、汉、淮、汝，让它们向东流注五湖之水，以利楚、荆、越、南夷之民。

第二、探明经典，实地考证

而形成的，这不符合实际。分析班氏的意思，大概以为南江是江水分流形成的，不知南江是单独的一条江。怎么知道的呢？从《禹贡》的文字中可以知道。《禹贡》中说：“东为中江”，不说“东为南江”。如果江水分为南江,《禹贡》一定要说到，不会遗漏。《禹贡》既然没有说，那么，南江就是自为一江了。按照地形来考察，江本不可通于南江。那么，班氏志的中江，就是松江，这也是不可变更的事实。他所说的“南江在（吴县）南，东入海。”也应该是指松江。而且，班氏志说“于石城分江水，东至余姚入海”，又说“南江在（吴）南东入海”，又没有说“至余姚”。这里说的是两条水道呢？还是说以分江水为南江呢？都叫人不好去推测探究。

   张裕钊说：郦善长（名道元，字善长）在《水经注》中，按照班固的“于石城分江水”的说法，为这股所谓江水的流向，详细地述说了它的经过。他说：这股江水从石城分流出来以后，向东流，经过临城县（今安徽青阳临城镇）南又向东南流经陵阳县（今陵阳镇）西，又东流，经过广阳县（今广阳镇）北，又向东南流，经过宁国县南，然后流入浙江省，向东北流，经过浙江安吉县北，再向东北流入太湖。太湖的水向东流出，至会稽的余姚县，东入于海。郦善长这样解释班氏志，穿凿附会。他所列出来的这些地方，经过实地考察，都有高峰险障，万山蟠结，说江水流行于其中，有谁相信呢？自乾隆、嘉庆以来，解说《禹贡》三江的人，如金蘂中、姚姬传、钱学渊、孙渊如、阮芸台等一类的人，都遵从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说法，对于班氏混南江于中江，和他“分江水”之不可达于余姚，也不是一点不怀疑，这是相信班氏的说法太过份了，而且进一步为班氏弥补疏漏，多方辩解，结果得不到一个确切的说法。阮氏更绘了一个《南江图》，他查阅经书，察看地形，没有一项可以相通的，心中的疑惑终身不解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所以，我说南江自是一江，不是江水分成的，舍弃郭景纯所谓浙江，就无法说明南江了。《国语·越语》载伍子胥的话说：“吴越之地，三江环之。”如果南方不到浙江，就不足以环吴越之境。可见，南江就是浙江，从古籍中能得到证明。

张裕钊说：在我看来，班氏所谓“分江水至余姚入海”的说法，同《水经注》的《沔水篇》中的江水“东至石城为二”，以及郑康成说的“东迤”，大体上是相同的，而《解文解字》中说：“江水至会稽、山阴为浙江”，这种说法也相类似。但是，它明明白白地称其为浙江。那么，浙江之名，自古相传，汉代的人应当有所了解；然而，他们展转纠葛、疑惑不解的原因，是相信南江为江水所分，而不知南江自为一江。他们读《禹贡》，实在是没有细心地领会文意。既然有北江、中江，就一定有南江。这是《禹贡》上没有说的；但是，可以从《禹贡》文句中探求出来。所以，我敢断言“必自有南江” 。认为“南江是江水所分”，这是《禹贡》上没有说的，而是后人自己意会的，这是我不敢赞成的。况且，按照地形来探究，同他们的说法往往不合。

第三、彭蠡应该在江北，而不是现在的鄱阳湖

张裕钊说：我因为上面的原故，而想到汉代以后的人解说彭蠡，也像这样不够慎重。《禹贡》在“导漾”中说：汉水“东汇泽为彭蠡”。说明彭蠡是汉水所自汇，不是其他的水流入汇成的。郦道元说是沧浪之水汇成的，这也说对了。根据《禹贡》上的记载，看江汉水道的经过，查阅《禹贡》山水泽地记载中解说“彭蠡”的文字，把这三个方面联系起来考究，我断言彭蠡在江北，而不是汉代以后的人认为的湖汉水（今鄱阳湖）就是彭蠡泽。班固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把这个问题也弄错了。班固知道：汉水东流，“东汇泽为彭蠡”，那么，彭蠡停蓄的水就是江汉水。所以，他称彭蠡为“湖汉”。但他对地点缺乏考究，以为“湖汉”就是“彭蠡”。

又何以见得班固所称的“湖汉”，指的就是今天的彭蠡呢？还是用他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为证。他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“豫章郡”中说：“鄱水西入湖汉”，“修水东北至彭泽入湖汉，行六百六十里”。盱（xū）水（今名抚河）西北至南昌入湖汉”。“宜春，南水东至新淦入湖汉”，这些流入所谓“湖汉”的河流，都在江西，都流入现在的鄱阳湖。他又说：“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，行千九百八十里。”这就证明他把古代的彭蠡泽的位置弄错了，以为后来的彭蠡（鄱阳湖）就是古代汉水东流自汇成的彭蠡泽。张裕钊这个说法，得到当代许多学者的赞同。1979年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《辞海》，在“彭蠡”这一条词目的注释中，除了按照历来经学家的解释之外，就另存一说：“一说《禹贡》彭蠡泽应在长江北岸，约今鄂东、皖西南一带滨江诸湖。”并引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：“汉武帝南巡，自寻阳（今湖北黄梅西南）出枞（zōng）阳（今安徽枞阳）过彭蠡，即此。”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，江的北岸，从广济、黄梅到安徽的望江县之间，还有太白湖，龙感湖、源湖、龙湖，大官湖、泊湖等几个大湖，这些湖都连着长江，没有其他大江大河的水流入，符合《禹贡》的江水“东汇泽为彭蠡”之说。

张裕钊先生在文学研究工作中，认真弄通古人文章的原意，不是一知半解，就下笔成文；信古而不泥古，对于那些有疑惑  （huò）的地方，注重考察，尊重事实，敢于提出符合实际的结论。这种治学精神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