略论张裕钊的书法及其对日本的影响
钟 鸣 天
自从清代中阮元、包世臣提倡北碑以后，在我国书坛上，学习北碑的风气蔚然兴起，使埋没了千多年的北碑书法艺术得以重放光彩，也给清代书学的发展，注入了新鲜血液；从而使清代中叶以后的书学艺术为之一振，涌现了不少卓有成就的书法家。但是，在学习北碑中能够陶溶变化，创新发展，独成一格的当推晚清书法家张裕钊。
张裕钊（1823—1894）湖北武昌（今鄂州市）人，字廉卿，号濂亭，道光举人，官至内阁中书，先后在江宁钟山书院（凤池书院）、武昌经心书院、保定莲池书院、襄阳鹿门书院任主讲。研究经学训诂、专主音义，善书，工古文，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。尝考订国策，著有《左氏贾服注考证》、《今文尚书考证》、《濂亭文钞》等。
张裕钊的书法，熔铸汉魏六朝碑版，创新变化，自成面貌，用笔纯以中锋出之，变魏碑方笔为圆笔，形成内圆外方的独特笔姿，又不失汉魏碑的峻峭风骨，而是更加遒润隽逸。在结构方面，则变魏晋北碑的横扁体势为纵长体势，把魏碑剑拔弩张的刚狠气势，一变而为清矍秀逸之姿。这是个卓越的创造和发展。故深得近代书评家康有为的赞许推崇。康氏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说：
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，曾文正公弟子也。其书高古浑穆，点画转折，皆绝痕迹，而意态逋峭特甚；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，真能甄晋陶魏，孕宋梁而育齐隋，千年以来无与比。其在国朝，譬之东原之经学，稚威之骈文，定庵之散文，皆特立独出者也。吾得其书，审其落墨运笔：中笔必折，外墨外连；转必提顿，以方为圆；落必含蓄，以圆为方；故为锐笔而实留，故为涨墨而实洁，乃大悟笔法。
又说：自隋碑始变疏朗，率更专讲结构，后世承风，古法坏矣，邓完白出，独篆隶，冶六朝而作书。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，用力尤深，兼陶古今，运灏深古，直接晋魏之传，不复溯唐人，何有宋明，尤为家中兴矣。
康有为崇尚北碑，有意抬出张裕钊来为他“崇碑抑帖论”服务，故对张裕钊的评论，未免有些失实之处。如说张裕钊书法“直接晋魏之传，不复溯唐人”，就不符合事实。据清末襄阳人钱仲宣《怀旧诗》张廉卿先生条下注云：“曩见先生临池，实自率更入，日有课程，百冗不辍。”而且还有《临皇甫诞碑》墨迹流传至今。从张裕钊的很多楷书墨迹中，亦可以窥见欧书的痕迹。这对康有为“崇魏卑唐”论，是个有力的反击。不过这也难怪，因为当时碑学兴起之后，近百年间还无突出的书家，而张裕钊北碑却有独创性和鲜明的风格，正合康氏的要求，故而用了上面那种不符实际的评论。然而张裕钊书法的成就，还是非常突出的。
近人马宗霍《栖云楼笔谈》说：“廉卿书劲练清拔，信能化北碑为已用，饱墨沈光，精气内敛，自是咸同间一家。”这样评论比较中肯，合乎实际，比较客观。另一位书法大家于右任评论张裕钊书法的诗说：
行笔方圆逼以真，卷头歌诀见精神。
书家自古如名将，一代天生不数人。
对他的外方内圆用笔和笔法歌诀是非常肯定的。把书家的握笔向纸，驱遣点画，譬为名将点兵，是非常形象。特别是“一代天生不数人”这句诗，是髯翁对张裕钊的无上敬佩和景仰。
张裕钊对自己的晚年的书法，也有所评论。他在与吴挚甫（汝纶）的信中谈到：“比来志气衰耗，学殖荒落，日退无疆，无是言者，惟拙书乃颇益长进，独以此沾沾自喜，且自笑。足下闻之，当更为之大笑也。”可见他对自己晚年书法的进益是颇为自许的。下面列举他的几种书法墨迹，以验证他的书法成就：
“向阳野竹先抽笋，待雪官梅欲试花”；
“名将待绘凌烟阁，霄汉常悬捧日心”；
为宫岛大八书枚乘《七发》选段；
行书东坡诗；
临欧阳洵《皇甫诞碑》、《九成宫碑》；
行书《柳子厚墓志铭》、《圣教序》。
从这些代表书迹中，就可以看出张裕钊的功力和独特面貌，是名不虚传的。
张裕钊在书法上的主要成就，是着重实践，在书法理论上研究和发明很少。偶尔在他的著述手稿中，散留下几则有关“永字八法”的新解和用笔、用墨、运腕、运肘等歌诀式的心得体会：
关于永字八法：
一点为侧、二横为勒，四钩为趯、五左为策，六左下为掠，七右上为啄，八右下为磔。
弩如流水下注，磔如巨舰凌波，掠如饥鹰捩影，侧如跃虎蹲崖，啄如利箭破的，勒如长剑抉云，趯如黄蜂出虿，策如潜虬跃渊，折如曲流赴壑，戈如壮士挽强。
关于用笔、用墨、运腕、运肘等：
名指得力，指能转笔，落纸轻，入墨涩，发锋远，收锋急，
指腕相应，五指齐力（藏锋深，出锋烈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