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张裕钊《辨司马相如〈封禅文〉》

丁有国

古代帝王，每有封禅之举。所谓封禅，是两项祭祀活动。一是到泰山顶上筑一座土坛，在坛上祭天，叫做“封”；一是在泰山脚下的一座叫“梁甫”的小山上，开辟一块场地，在那里祭地，叫做“禅”。周、秦、汉等朝代的君主，多有封禅活动。

西汉立国九十余年，没有举行封禅活动。至汉武帝刘彻才举行了封禅活动。司马相如写一篇《封禅文》，临死前，嘱咐其夫人卓文君，他死了以后，朝廷会有人来索取他的文章，就把这篇《封禅文》交出去，呈递给汉武帝。

对于这篇《封禅文》，历来的文人都讥笑司马相如，用一个字来概括文章的主旨，那就是“谀”，即对汉武帝阿谀奉承。张裕钊不赞成这种意见。他说：“余以为不然，相如之为此（作这篇文章），正以讽武帝之封禅耳。”他以一个“讽”字来概括文章的本旨。这里，一“谀”一“讽”，意义相反，评价悬殊，谁是谁非，得失之所在究竟在何处呢？按照张裕钊的说法：《封禅文》“无虑（大约）皆诡激傥荡之辞，以谲讽封禅之矫诬”意思是说：《封禅文》大约都是一些委婉偏颇任意而不确切的言辞，用婉言来讽谏封禅的虚妄和反常。我们沿着张先生对这篇文章内容总概括的思路，去分析《封禅文》，便可以得到下列看法。

首先，司马相如用曲笔写周朝无殊异德业，以抑为扬。

《封禅文》中说：“公刘（后稷之曾祖）发迹于西戎（今陕、甘一带），文王改制（改正朔，易服色），爰（于是）周郅（大也）隆，……故轨迹夷（平）易，易遵也；谌（音沈，信也）恩宠洪，易丰（顺承）也；宪度（法度）著明，易则（遵守）也；垂统理顺，易继也。是以业隆于襁褓（指成王年少即位），而崇冠于二后（文王、武王）。揆（揣度）厥（其）所元（始），终都攸（迅疾）卒，未有殊尤绝迹（奇迹）可考于今者也。然犹蹑（踏）梁甫，登泰山，建显号，施尊名”，“不亦恧（nǜ,惭愧）乎？”

周代果真没有什么“殊尤绝迹可考”，而其踏梁甫，登泰山，建显号，应该感到惭愧吗？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：纣王无道，好淫乐，贪女色，唯妲己之言是从。剖比干之心，醢（剁成肉酱）九侯之身，厚赋税以修鹿台，用酷刑而立炮格（音阁），造酒池，悬肉林，百姓怨望，诸侯叛离。当此时，文王修德行善，诸侯往归。当武王起兵伐纣时，诸侯不约而赴者八百，与纣兵战于牧野（在今河南淇县南），大败纣兵，纣王逃到鹿台，纵火自焚。武王灭商，后二年即死。成王年少登基，由周公理政。周公勤于国事，为了接待士臣，他一饭三吐哺（吃在口里的食物，来不及嚼细吞下去，只好吐出来），一沐三握发（洗一次头，有时多次停下来，握着头发去接待前来言事的人）。在《康诰》中，他主张“明德慎罚”；在《酒诰》中，他劝戒士臣们珍惜粮食，勿湎于酒；在《洛诰》中，他告戒士臣们要满足天下士民的愿望和要求，树立周邦的诚信和榜样。这时，各国诸侯对周王朝的政令，“近无不听，远无不服”。七年之后，周公还政给成王，自己又回到群臣之列。孔子对周公崇拜得五体投地。他一直希望能够像周公那样辅佐一个国君，成就一番事业。他到晚年还叹息道：“甚矣吾衰也，吾不复梦见周公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意思是说：我衰老得太很了，再不能像周公那样干一番事业，梦想破灭了啊！孔子和孟子对周代的评价都很高。孔子说：“周之德，其可谓至（最高尚的）德也已矣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又说：“周监（通鉴，借鉴）于二代（夏、商），郁郁乎（丰美淳厚的样子）文哉（文明呀）！吾从周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。孟子说：“诗云：‘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’，文王之谓也。”他又引《尚书》中的话说：“丕显哉，文王谟！丕承哉，武王烈！”句意是说：伟大光明呀，文王的谋略！伟大的继承者呀，武王的功烈！

周代的功业如此伟大，道德如此光辉，而司马相如说它没有什么“殊尤绝迹可考”，对于搞封禅活动应该感到惭愧，这说的是反话，用的是曲笔，其用意是要说明：没有什么德业的人，就不应该举行封禅活动。这一点，张裕钊是非常理解的，所以，他说司马相如的《封禅文》“皆诡激傥荡之辞”。这个断语是非常恰当的。

第二，用夸饰的笔法来渲染大汉之德，寓褒于贬。

八埏（八方的远处），怀生之类（有生命物类），沾濡浸润，协（和）气横流，武节（武德）猋逝，……导（选择）一茎六穗于庖（吃一茎六穗的粮食），牺双角各（无肉之角）共柢（共根）之兽（宰两角共根之兽），……符瑞臻兹，犹以为德薄，不敢道封禅。”这是说汉代自从高祖，惠帝、文帝、景帝直至武帝初年，九十余年间，德业宏伟，符瑞迭显，还觉得德业微薄，不敢封禅。作者从正面落笔，强调要有恢宏的德业，众多的符瑞，才有资格举行封禅活动。大汉果真具有前面所说的那样的德业和瑞应吗？事实证明那些话不过是一些“诡激傥荡之辞”。不信，可以读一下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，看司马迁对他当朝的大汉第一代皇帝汉高祖刘邦是怎么记述的。

在《高祖本纪》中，司马迁有虚写也有实写。虚写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散布一些宣扬“真龙天子”的迷雾，装上一层“奇人异相”的面纱，说他母亲“梦与神遇”，“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”。这虽然说他是神人之子，难免是一种丑闻。又说他“隆凖（额角凸）而龙颜”， “醉卧，武负、王媪（二人皆酒店老板）见其上常有龙，怪之”。“拔剑击斩蛇……有一老妪夜哭，曰：‘吾子白帝子也，化为蛇，当道，今为赤帝子斩之，故哭。’人乃以妪为不诚，欲告之，妪忽不见。”等等。我们如果驱散迷雾，掀掉面纱，看看司马迁的实写，就知道刘邦的个人的出身了。他说：汉高祖，姓刘氏，字季，沛县丰邑人，不事家生产作业（从小懒惰），及壮，试为吏，为泗水亭长（十里一亭，为乡的下一级行政单位），好欺侮卒吏，又好酒色，经常贳（赊）酒不给钱。年底，酒家只好撕去欠条，放弃债款。可见，他开始不过是一个流氓无赖。他是怎样起家的呢？他当泗水亭长，要送被捆绑到骊山去服劳役的人，路上逃跑了很多，走到丰邑的西泽，夜饮，解纵这些服劳役的人，叫他们各自回家，他自己也准备逃走。有十多人不肯走，死也要跟他在一起。正是“时势造英雄”，秦二世元年，陈胜、吴广起义，各地起义者纷纷杀郡县长吏响应，沛县令也想响应陈涉，县吏萧何、曹参说：“君为秦吏，今欲背之，率沛子弟，恐不听”，就叫樊哙去召刘季。刘季这时已有数十百人，后来被大家推举为沛公。在萧何、曹参、樊哙等人的帮助下，势力渐大。

秦被灭亡以后，在楚汉战争中，司马迁对刘邦的记述也很有意思。一方面借范增之口说：“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之气也”。一方面写出了他的不仁、不孝、不信、不义。他杀戮功臣、诛降卒，这是不仁的表现；在广武（在今河南荥阳东北）与楚军相持，项羽要烹掉他的父亲。他说：吾翁即若翁，幸分一杯羹。他当了皇帝，他的父亲为了表明自己是庶人，见了他，拿着扫帚后退着走。对此，《纲鉴总论》说：“分羹拥彗（扫帚），非孝也。”公元前202年，他和项羽约定，以鸿沟为界（鸿沟自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，东经中牟、开封北面，至睢阳东南入颍水），西边属汉，东边属楚，项羽为人诚实守信，双方约定后，便引兵东归。刘邦立即会合韩信、彭越的兵，追杀项羽至固陵（在今河南太康县南），对此，《纲鉴总论》说他“追羽固陵，非信也。”他为了捉拿韩信，就伪游云梦，会诸侯于陈，韩信（当时被封为楚王）出来迎接他，立即遭到拘捕。对此，《纲鉴总论》说他“伪游云梦，非义也。”这些事实，在《史记》中都有记载。司马迁对他当朝的第一代皇帝能够秉笔直书，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。

事实说明，张裕钊先生认为司马相如的《封禅文》“皆诡激傥荡之辞”，诚非谬也。他指出：司马相如“称述大汉之德，而以为度越成周，人之观之，以为诚然邪？抑亦使人悟其不然邪？”对于这两个问号的回答，是不言而喻的。人们肯定不会相信大汉之德，超越了成周，而以为“诚然”，必定是“悟其不然”。

第三、惟大司马进言封禅，暗讽其媚上。

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手下为郎，再封为中郎将，后封为孝文园令。他没有劝谏武帝封禅，其他大臣也没有劝谏武帝封禅，老百姓更没有人劝谏武帝封禅，惟大司马进言封禅，其媚上之意自见也。大司马首先把汉武帝称颂一番：“陛下仁育群生，义征不憓（huì顺从），诸夏（各地汉族）乐贡，百蛮（各地少数民族）执贽，德侔（比）往初，功无与二（功业没有第二个相比），休烈（美盛事业）浃洽（遍及），符瑞众变……”，然后劝谏皇帝到泰山梁甫封禅。并且说皇帝如果不去，那就是“绝三神（天神、地神、人神）之欢，缺王道之仪”，群臣感到惭愧。于是天子沛然而改容，同意封禅。于元鼎五年（前112年）四月登泰山梁甫，祭天地之神，是为封禅。

大司马这一番奉承之辞，用张裕钊的话来说：“皆诡辞，非实事也。”明显地说明他媚上。在司马迁的笔下，在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中，汉武帝尤敬鬼祀神，封禅祭山；求长生之术，封巫术之士；派人到海上求仙，建柏梁台承露；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；开边扩土，先后七次派卫青、霍去病出征匈奴；喜怒无常，赏罚不明。可见大司马的言辞，不过是一些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“诡激傥荡之辞”。甚至“大司马”这个官职名称也是假托的。汉初掌管国家军政大权的官名“太尉”，没有“大司马”之职。元朔元年（前128年）卫子夫被武帝立为皇后，其弟卫青于元朔五年（前132年）由车骑将军晋升为大将军，就履行太尉之职掌，废弃了太尉这职衔。此后，汉武帝死于后元二年（前87年），遗诏命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，掌握军政大权，辅佐少子汉昭帝。可见，汉武帝封禅前后约四十余年，没有大司马一职，只有大将军之职，由卫青担任。

第四、张裕钊对《封禅文》的评价和辨解。

张裕钊认为，《封禅文》的主旨是“讽武帝之封禅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篇文章的开头说“罔若淑而不昌，畴（谁）逆失而能存？”二句是说：没有顺善而不昌盛的，谁倒行逆施而能存在呢？文章结尾又说：“于兴必虑衰，安必虑危。是以汤武至尊严，不失肃让（不放松守福）；舜在假典（高位），顾省厥遗（回顾省察其遗漏），可知其旨已。”

张裕钊说：有些人认为司马相如的《封禅文》是阿谀奉承，甚至类似滑稽。这是多么荒谬啊！阿谀奉承的人是为了求宠利于自身；而司马相如是叫人等他死了以后，才把文章交出去的。再说，这篇文章讽刺得很深，他知道武帝看了要发怒的，会获罪的；但是，他死后还要交出这篇文章，说明他虽死而不忘忠谏也。

司马相如值得讥讽的事件，是他为汉武帝开疆土，建立西夷邛（今西昌东南）、筰（今四川汉源东南）、冉駹（今四川茂汶一带）等郡。对此，太史公也没有为他隐讳。至于他作的《难蜀父老》、《谕巴蜀檄》，虽然为皇帝文过，但也含讽谕之意。他的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是警戒荒淫的；《大人赋》是讥讽求仙的；《哀二世》是称古以感今的；《长门赋》是伤夫妇之道苦的。他的《封禅文》受到司马迁的称赞，说它与《诗经》中的讽谏无异者也，并在《司马相如列传》中全文录用了这篇文章。

张裕钊说：太史公、韩退之之智，出于后之人远矣。太史公把《封禅文》比之《诗经》中的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，而韩退之把司马相如推崇为豪杰之士，而跻身于屈原、孟轲之列。如果相如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，这两位夫子能够像这样对待他么？难道不是因为文章的旨意深远、语言华美而质实，足以上承《风》《雅》，同家父、巷伯一类的人差不多吗？（家父，人名，作《诗经》中的《小雅·节彼南山》；巷伯，官职名，此人作《小雅·巷伯》）

第五、张裕钊强调要端正学风，深入领会文章旨意

在张裕钊看来，有些人认为《封禅文》的本旨是“谀”，就是因为学风不正，阅读文章，没有深入研究，领会其旨意。他指出：从《离骚》到汉代的文章，“风流衍溢，作者弥众，然其词旨皆源于三百篇（指《诗经》），其用意皆至深远难识”。“以其难识，世乃徒观其外而议之耳。”这种“徒观其外”，就发表议论的人，是多么轻率啊！读书的态度不端正，不深入钻研，细心领会，把握书文的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，就随意作出某种论断的，自古以来，大有人在。因此，张裕钊说：我曾经论述《楚辞·招魂》是宋玉哀楚怀王并伤恸顷襄王的；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是宋玉用来思念屈原的；《登徒子好色赋》是宋玉为自己之不遇而作。枚乘的《七发》、淮南小山的《招隐士》是分别用来劝谏吴王刘濞、淮南王刘长不要谋反的，并且以隐蔽的方式来告诉人们。对于我的这些论述，“或信或否”。这就是说，有的人读书的态度端正，反复玩索，深刻领会，读懂了文章的本意，就表示相信赞成。有的人“徒观其外”，一知半解，不懂得文章的精神实质，就表示不赞成。

张裕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，深沉地感叹道：“呜呼！久矣，夫士鹵莽于书，而好学深思者之难（不容易），其人非一世也（意思是：缺乏这种好学深思的人不是哪一个时代是如此）。庄周、荀卿、屈原、宋玉、贾谊、枚乘、司马迁、相如、扬雄之书，由周、汉以来至于今，且数千岁而罕有知其意者，况其为周、孔者哉！”张裕钊的感叹，深刻地提示了学风不正的严重性。由于人们不肯好学深思，致使庄周、荀卿、屈原、宋玉、司马迁等人的书，几千年来，很少有知其意者，更何况周公、孔子的书呢？

我们联想到今天兴起学习“三个代表”新高潮伟大的思想教育运动。许多领导干部、普通党员，学风端正，领会了“三个代表”的根本宗旨：立党为公，执政为民。并付诸实际行动，因而他们在抢险救灾，抗击非典的斗争中，在日常工作岗位上，身先士卒，吃苦在前，表现出英雄行为，创造了光辉业绩，受到人民的赞扬和爱戴。但是，也有些人在学习中浮光影，走一走过场，不能把“三个代表”的根本宗旨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，因而见利忘义，背弃人民利益，少数人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，可不惜哉！归根结蒂，这也是一个读书的态度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