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裕钊所谓“意”具体是些什么？综观其所论及，归纳起来有两点是最主要的，一是“中和”，这是他“原本六经”的反映，“六经著天下万事万理，不可纪极，要其归则中和二言足以蔽之矣”[9]（卷三）。所以他的文章深沉意隐，思想不疾不徐，不顽固守旧；亦无激烈的批判斗争精神。二是“利泽天下”，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。他在给弟子范当世写的文章中，曾以“云”作比喻，把文章的气势、变化和功用形象地表现出来，称文章要如大自然中的云，“滃然起于山川之间，沵漫潢洋旁魄于大地，及其上于天也，鸿洞缜纷，……倏忽万变”，“至其施利泽于天下也，……其积也厚，其出也不穷。”[5]（p105-106）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，颇值得为文者体味。
张裕钊亦善诗，所作多为五言和七言，题材比较广泛，但绝大多数为抒发怀抱之作。在思想内容上有两个特点，其一是淡薄名利而又多怀幽愤，早年多为个人怀才不遇而感慨，晚年则更多为国势倾颓而忧惧。如《端居》云：“我生固坦荡，畏从簪绂俦，多仪困缠缚，貌语强咿嚘。……古来贤达人，往往沈林邱，跌荡从野老，傥遇东陵侯。”[15]（卷一）该诗作于金陵（南京），当时他在曾国藩幕中，眼看官场的繁文缛节、装腔作势，他就十分反感和头疼，因此不乐于与其为伍，以其坦荡的个性，宁愿作闲云野鹤一样的散人。《戊寅新岁口占》云：“群公玉珮趋青琐，九市华灯缀绛绳，休怪先生浑不出，年来心绪冷如冰。”[15]（卷一）其落落寡合的心情和行动均不适于官场，大约这也是他很早就退出仕途的原因之一。
但当真正放弃仕途进取之望、不与禄蠹交往之后，他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。如《秋夜》云：“壮怀早读范滂传，晚学今耽小戴经，犹有忧时心未灭，步檐遥看上台星。”[15]（卷一）《甲戌登高有感》则云：“兴亡历历阅千年，眼底青青六代山，南北推移随世重，安危盘错惜才难。”[15]（卷一）摆脱得了龌龊官场，却无法挣脱复杂危殆的时局。他深感需要人才出而救世，而人才却是既少且难被任用，忧愤至极时，对自己倾毕生精力而学文为文，也觉得没有丝毫意义和价值。如《戊寅偶书》感叹：“少日苦求言语工，九天九地极溟鸿，岂知无限精奇境，尽在萧疏黯淡中。”[15]（卷一）不独自己如此，古时大名鼎鼎的韩愈又何能例外？《古诗之一》云：“退之勇卫道，自以时无比，摛文追卿云，著书排二氏。饥寒忽相迫，曩怀挫复几，文章小技耳，何其太自喜。”[16]（卷二）就是说，自己矻矻以求的文学境界，有时竟觉得虚无缥缈、没有多大意思了。至于文章的作用更不过就是那么回事，象韩愈那样勇于卫道和自负，但连个人的生计都解决不了，其壮怀又能坚持多久呢？
中法战争开始，张裕钊已进入老年，他对个人的出处显隐已不太介意了，但由于自强运动的失败和国势的更趋危急，其忧愤也更加深重，而且多为国事而发。如《孤愤》云；“议和议战国如狂，目论纷纷实可伤，万事总为浮伪败，一言无过得人强。尽焚刍狗收真效，宁要束蠡列众芳。独把罪言倚枕读，一声白雁泪千行。”[16]（卷二）认为中国之败仍在虚应故事，办事缺乏实效。由于自己没有实力，故无论和战均无法摆脱危局。不久清政府接受屈辱条件，与法国订立和约，他更感慨万端，《罪言》称“……岂有疗饥餐毒药，可怜从瞽问迷途。噬脐它日宁堪说，十万横磨一掷输。”[16]（卷二）批评清政府只顾目前，听信妥协投降主张，轻易把中国将士的战斗成果断送，因而必然招致更多的欺凌。
张裕钊在世的最后一年，已是甲午中日之战前夕，他已经彻底失望，《冬暝》云“……贪污成俗国维破，砥柱无人士气孤。世事久经归袖手，年除聊复醉屠苏。”[16]（卷二）其绝笔《眼底》吟道：“眼底喧嚣实可怜，江河日下作深渊。纷纷燕雀何足数，采采浮游空自鲜。冀北名驹谁万里，辽东归鹤已千年。散人岂合知时事，独念皇家一怆然。”[16]（卷二）小人得志，颐指气使；志士灰心，酒歌当哭。中国面临更大的灾难，但在灾难到来之前，张裕钊首先想到的是“皇家”，这说明张裕钊式的传统士人，忠君观念已压倒一切。其实，当时危局的根源，正在“皇家”已完全成为国家、社会、人民群众的对立物。要救中国和解除人民的灾难，首先就应该推翻“皇家”，但张裕钊见不及此，所以其思想不够先进。
张裕钊诗歌内容的第二个特点，是对中国古代圣贤流露出怀疑。本来在他的文章中，就极少对圣贤的顶礼膜拜，不过还没有直接的质疑和嘲笑；但在诗歌中，一方面可能是直抒胸臆的原因，一方面可能是受到阮籍、陶渊明、李白、陆游的影响，故对昔之圣贤颇多不恭的倾向。如《夜》表示“圣贤去我已千载，手把遗编阖且开。唯有多情天上月，苍茫曾照古人来。”[15]（卷一）再如《丙子春感》云“酣歌痛饮从疏放，跖蹻孔颜谁是非”； [15]（卷一）《雪夜课经图为方生宝彝题》则云：“所贵俊杰识时务，今日岂复古初侔？尧舜糠秕竞何物，枉持万卷输兜鏊。”[15]（卷一）虽然这些话不可视作庄重之语，或者竟是酒话和愤激之词，但再联系他写下的诸如《对酒》“千龄百代一山邱，新人旧人莽相续。饥饱苦乐度一世，若为太仓赢粒粟”；[5]（p284-285）《留别莲池书院诸生》慨叹“人生天地间，有若桴浮海，波涛一冲击，谁能知定在？”[16]（卷二）等等为数颇多的感叹人生之作，就可知道他对圣贤的不敬慕也是真情流露。因为圣贤都是理想主义的产物，而一个极度悲观失望的人很难从内心崇拜圣贤。这种现象也体现了当时士人的双重性格，他们在写文章和教训人鼓励人等庄重场合，力求不违离圣贤之道；而在流露真情时又往往对神圣的东西表示怀疑乃至亵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