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裕钊的时局关怀及文学特色

罗福惠

    清末以古文辞雄于文坛、被视为桐城——湘乡派后劲的张裕钊，其实并非仅是文辞之士，他关注时局，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；而且他也很早就摆脱了桐城派的拘束，形成了自己思想和文学的独特风格。

  一、忧患与憧憬交织的时局关怀

    张裕钊(1823—894)字廉卿，武昌(今鄂州市)人，晚清著名

文学家、学者兼书法家。少年读书时即鄙弃八股制艺，好读宋人曾巩的《南丰集》。咸丰元年(1851)中举，四年后考国子监学正，授内阁中书。曾国藩阅卷赞赏其文，授予《文选》，并说“徒摹唐宋文而不及《文选》，则训诂弗确，不能几于古”。张裕钊进而致力于《史记》及前后《汉书》，尤服膺司马迁，称其“善记言，简略毕中，不亚《左》《国》，班、范非其伦。而班、范擅长词赋故其论赞叙述之言率警练；范则排比为齐梁先驱，要皆文章之宗也”。可知张氏学古文，不拘一家，能得诸宗之长。

    张裕钊其后曾入曾国藩幕，学术上直接受曾氏指点．与黎庶

昌、吴汝纶、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。曾国藩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而身居高位，其幕僚门人亦多得通显，只有张裕钊虽相从十数年，独以治文教学为事。他不热心政务，故离开曾幕和退出仕途甚早，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起，曾先后在武昌勺庭书院、江宁风池书院、河北莲池书院、武昌江汉书院、襄樊鹿门书院主讲席三十余年。门生满天下，较著名者有江苏学者范当世、朱铭盘、状元实业家张謇、湖北金石学家刘心源、日本学者宫岛咏士等。其治学则考订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著《左氏贾服注考证》、《今文尚书考证》，文章则集中在《濂亭文集》，该书为其门人海宁查燕绪所刊，刻印精美，收录文章八十五篇，诗二卷。

    从张裕钊有关文章的内容来看，在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危局以

及解救中国的方法等问题上，他的思想颇近于洋务派。他说：“自

泰西人创兴轮舟，驰骤大瀛海之上，上天下地，日星所烛，霜露所濡，穷幽极遐，靡不洞辟。我国家长驾远抚柔服，焘冒交通市易．申结盟约者殆数十国”，“危机衅端伏见不常”，“镇抚捍御．艰危万途”。意思是说由于西方持其先进科技和武器，把势力扩张至世界各地，中国不可避免被卷人其中，从而产生各种矛盾纠葛，中国人因此看到了许多新奇事物，但中国也就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和危机。张氏这种“世界观”和时局观应说是比较全面而深亥的。但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士人，仍有放不下架子、掩饰屈辱失败的心态，于是把西方的东侵说成“自国家怀柔包荒，日月照临，天所覆焘，莫不来宾。海外奇技异物、火器轮舟，诸瑰新似诡骇怪，旷古不睹之事，并交于中国”。对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并无多少谴责，突出的感受是奇、异、诡、怪；同时把中国的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、割地赔款、开放口岸等等，说成是“驾远抚柔”、“交通市易”和“申结盟约”。显然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到当时朝廷和官场习用语言和表达方式的影响，用自欺欺人的字眼掩饰中国的失败；另一方面在光绪十年(1884)以前的洋务运动前期阶段，所谓同(治)光(绪)中兴的假象还没有打破，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还未暴露出来，故张裕钊多少还有一些乐观和幻想。

    同样，张氏此时还有一些类似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，以为“天

地之道．日新而不已，则文明亦日辟而莫知所穷”。他所谓文明曰辟，既包括西方科技器物等文明的东来，还尤其自信中国的“周孔蔽之，曰得人而已。”张氏没有看到．自强或曰洋务运动最根本的不足，是没有触动落后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，而视其失误首先在于未注意到人的问題，可说还未能切中根本，但他能看出当时重物不重人的弊病，也仍可算是卓识。

    张裕钊关于“得人”的思想，可分为待人、才人、育人三个层次，可说还是较为全面的，不过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他都明显受到曾国藩父子的影响。在待人求才上，张氏认为在高位者必须象当年曾国藩那样的“名德重臣”。“既夙负知人之量，又益慕想殊，尤虚伫贤哲，早夜旁求，皇皇若不及”，才能得到人才，而且所得甚多，“九州之大，必有魁桀之士起而应之者”，“豪俊响应，焱合景从”。只要有了众多人才，就能“举议者之所云，次第而布之，一皆确然收其实效”。

    怎样的人才算人才?或者说当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?张氏

认为，象曾纪泽这样的人才应该是人们的榜样，他说曾纪泽“博极群籍，洞晓古今治乱得失之故，益讲求时务，无所不究切。尤以疆事孔殷所系，乃绝艰大故，于彼我强弱短长之数、语言文字学术异同、舟舆器械良苦利钝、财贿生殖，万货百昌，赢诎盛衰，皆博考深思而心知其故。……干品万汇，宏巨密微，默识洞贯，总八极而内于寸心。故自朝野上下，无远迩、无愚智贵贱，莫不以为洞明时务未有及侍郎者也”。曾纪泽是曾国藩长子，幼时接受系统传统教育；及长，受其父办洋务的影响薰陶，学习西方各种知识，又在国外八年，因而学贯中西，对中国和世界均有深切了解。1880年他40岁时，曾与沙俄谈判，改订昏庸误国的崇厚与俄国订立的条约，经反复折冲，使中国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仅有的少数几次成功的外交谈判之一。四年后中法战争爆发，他又“与法人辩争，始终不挠”，确实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干材。张裕钊以曾纪泽为当时中国亟需人才的范例，说明他的人才标准是进步的、也是讲求实际的。

   在育才问题上，张裕钊曾集中论及两点。其一是批评当时的

教育制度和方法．他说，“唯天下之治在人才，而人才必出于学”，

但当时“彼所以造而成其才者失其道”，仅“学为科举之文而已”。

清代的中等教学设施有两种，一是州县所设学宫，属官办性质，由教官主持；一是书院，屑半官方或民间性质，由山长主持。清中叶以来，“郡县之学官权位轻而职业废，不足以鼓舞振起天下之才，于是士之有意进取者常相率聚于书院。然书院之所课其科举之业也，其主此者亦皆以科举之业进者也”。这就是说，当时的教授、教谕、训导等学官，是遭人轻视的末等官，由于位卑权微，这些人并不尽心尽责，因而州县学宫形同虚设，倒是书院能吸收一些学子。但无论是学宫还是书院，都是把教八股文、应付科举考试放在首位，学子也大多致力如此，目的是顺着科举之路，由秀才、举人、进士一级一级爬上去，好出仕做官，故“相习而靡者，苟得之弊中于人心，而莫有能拔乎其间者也”。除了教学八股制艺之外，士人所习．“或专意于考证词章之末而遗其本，或空谈性命而时不免于固陋。”到了近代，“海内兵起，人益废学，而俗曰以敝。士之通知古今而可以为国家之用者，盖往往数百里而不得一人也。”总之是积弊深重，人才奇缺。  其二是批评当时社会风气败坏，人人竞逐私利，而能满足其利欲的最好途径就只有作官。张氏指出，当时作为人子．能使父母高兴的是富贵利达；父母所希望于儿子的也是富贵利达；丈夫萌庇妻子的、妻子仰仗丈夫的，也仍然是富贵利达。“士大夫一沉于室家之累。身之不显则内愧妻子，而若不可为人；为子者亦若唯是可以奉承其亲．非是则危不可以为子。悉家人父子恤乎唯一官之得失为愉戚。……夫俗之日坏．而人才之所以不振，职是故而已。”然而这些人表面上却道貌岸然，“其人能瞠目攘臂而道者，则所谓仁义道德、腐熟无可比似之而已”。所以张氏忍不住满腹忧虑地问道，“以彼其人服中外官、膺社稷人民之寄，生民何由而又安、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厂

    针对当时教育制度窳败、士人不学和学无实用，且一心当官求私利的状况，张裕钊利用教学和著书等各种机会，设法挽救。他强调，“一介之士皆与有天下之责焉。将欲通知古今，讲求经世之大法，稽诸古而不悖，施之今而可行。其必自读书始矣。”然而中国之书多至汗牛充栋，读书亦“有考古之学，有知今之学，……二者固相须为用，然果孰在所缓、孰在所急”?即如考古之学一道，又有“小学”、“金石”、“史事”，“又其外杂史传记谱录之属，殆不可数。学者童而习之，白首而不能究，……其无乃鹜其近小而不急者，而转遗其大者远者欤?”话讲得很全面、很委婉，考古之学、知今之学都无遗漏，但其更重视知今之学，认为读书须注重大者远者的倾向十分明显。他曾反复强调，“古今时势异宜，锲舟求剑，胶柱鼓瑟。适足以乱天下。”尤其是当时的生存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战争，所以他虽然批评洋务运动有专讲练兵制器、购船筑垒的片面性．但也承认“自古内外强弱之势，一视兵为轻重”。所有这些，都体现了张氏力图纠正拘守故常、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的努力。    对于社会上人们争趋私利的风气，张氏也力图挽救。他认为，对此首先要引导和鼓励读书人立定崇高志向，再通过他们来影响社会，“士莫先于尚志。而风俗之转移，莫大乎君子之以身为天下倡。今天下师儒学子，诚得一有志之士，悯俗之可恫，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．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，……由一人达之一邑，由一邑达之天下”，颓风未必不可挽，社会环境未必不可改变。

    张裕钊因早年辞官，一直致力于著述和教学．不大直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，故后之研究者多以其为有艺术性成就的文人，甚至有人批评他脱离实际。其实并不尽如此。他曾说，“道不足而强言．虽振厉其气，雕绘其词，而座无以餍乎人人之心。深造道德而自得于其心，则凡所言而莫非至道之所寓。”就是说，没有思想深度而故作大言，人们不会理睬；有了真知灼见，随时随事随意为言．都能包含有用的道理。《濂亭文集》的首篇《辨司马相如封禅文》．其实就是该书的“文眼”。在这篇文章中，张裕钊力辨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不是向汉武帝献谀，而是“正以讽武帝之封禅”，“其辞隐”而“刺讥深至”。并称司马相如等人的文章“其用意皆至深远难识，无苟为之者也。以其难识，世乃徒观其外而议之耳。”同样，张的文章也多是意思深远而隐晦，少有激烈的言辞和直截了当的批判，但其关切社会问题的深心、其顺应时代需要而提出有关改革建议，都斑斑可考。

    但张裕钊不仅文思深沉，而且思想悲观。他深知当时颓势难挽，而自己的才学和主张亦难见用，故常借他人之酒以浇自己胸中垒块。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(号鹿门)曾慕张氏之名，来保定莲池书院相访，并为其书《藏名山房文钞》求序．冈千仞与王韬亦相知，著有《尊攘纪事本末》、《米利坚志》、《法兰西志》等书。张裕钊称其“负绝人之姿而有高世之志，于其国及吾中国振古以来治乱得失无不窥；于今日西北以往殊邻绝党、舟车兵械、技巧之制、会盟战功之事无所不究切。慨然将欲有所振于其国者，噤不得施，韬敛奇特，抱独而处”。故为之序。“有取于君之用心，有慨于余之志。”表明张氏感到冈千仞与自己志趣相投，遭遇亦相似，因而不仅惺惺相措，还借此作序之机一吐自己的感慨。

    张裕钊还感到．中日两国某些文士命运相同．但中日两国的发展趋势和命运则不一样，日本越来越富强，而中国越来越贫弱，危机越来越严重，这是更使他悲观之处。张氏死于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前夕，未及亲见中国被日本打败的惨状，但早在八十年代之初，他就曾以诗《弱水》抒发自己对未来的忧虑：“弱水终难渡，神山不可求，熊螭复隐雾，蛟鳄尽乘秋。来日忧方大，诸公善自谋。独令阊阖上，旰食问共球。”预见中国会有更大的危难。人们或许会责怪张裕钊式的士人过于悲观。但在旧中国，一个更可悲的事实恰恰是：乐观的预言往往成为泡影，而悲观的预计却常常不幸而言中。

二、深沉高穆的文论和诗作

    从学术流派而言，张裕钊中年有一段曾受到曾国藩的影响。曾国藩素爱桐城派古文．后来更以高官显位而接过桐城派的旗帜．他一方面肯定桐城派为文章正轨，一方面针对桐城派的规模狭小而纠之以雄奇瑰玮．针对其空疏迂阔而在“义理”、“考据”、“词章”三项内容之外再加上“经济”；又把学习的范围加以扩大，亲自编选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以作为桐城派创始人之一的姚鼐所编选的《古文辞类纂》的补充读物。桐城派由此号称”中兴”。    但曾门弟子习文，上者仍在韩愈、欧阳修，次者更不出方苞、姚鼐；只有张裕钊假途唐宋八家，而上溯两汉、先秦、晚周，并原本六经，且于许慎、郑玄的训诂．二程、朱熹的义理，均究其微奧。故张氏之文文义精辟，词句古朴峻拔，实际上已脱离桐城派的藩篱而自成一家。曾国藩曾在<求阙斋日记>中说，“吾门人可期有成者，唯张、吴二生，”此即指张裕钊和后来成为清末桐城派代表的吴汝纶。曾氏又称张裕钊的古文“有安石之风，吾既爱之，又畏之”。张舜徽先生说，“盖裕钊与吴汝纶，并以能为古文辞雄于晚清。吴之才健，而裕钊则以意度胜，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，非偶然也。”上述评赞均属确切之论。

    张裕钊论文，以“意”为主，而以“词”、“气”、“法”来辅“意”，并又强调一出乎“自然”。他在《答吴挚甫书》中有一段文论曰：“古之论文者曰：文以意为主，而辞欲能副其意，气欲能举其辞，譬之车然，意为之御，词为之载，而气则所以行也。欲学古人之文，其始在因声以求气，得其气，则其意与词往往因之而并显，而法不外是矣。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。盖曰意曰词曰气曰法之数者，犹判然自为一事，……唯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。自然者．无意于是而莫不备，动静皆中乎其节，而莫或知其然，日星之布列、山川之流峙是也。……及吾所自为文，则一以意为主，而词气与法胥从之矣。”可知张裕钊之讲求意、词、气、法，已形成其综合的系统的观念，有主有从，而又互相联贯；其最高境界则是浑然自成．渊懿宏肆且不假雕饰。

    张裕钊所谓“意”具体是些什么?综观其所论及，归纳起来有两点是最主要的，一是“中和”．这是他“原本六经”的反映．“六经著天下万事万理，不可纪极，要其归则中和二言足以蔽之矣”。所以他的文章深沉意隐，思想不疾不徐，不顽固守旧；亦无激烈的批判斗争精神。二是“利泽天下”，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。他在给弟子范当世写的文章中．曾以“云”作比喻，把文章的气势、变化和功用形象地表现出来．称文章要如大自然中的云，“?翁然起于山川之间”，“弥漫潢洋旁魄于大地，及其上于天也，鸿洞缜纷，……倏忽万变”，“至其施利泽于天下也，……其积也厚，其出也不穷。”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，颇值得为文者体味。

    张裕钊亦善诗，所作多为五言和七言，题材比较广泛，但绝大多数为抒发怀抱之作。在思想内容上有两个特点．其一是淡薄名利而又多怀幽愤，早年多为个人怀才不遇而感慨．晚年则更多为国势倾颓而忧惧。如《端居》云：“我生固坦荡，畏从簪绂俦，多仪困缠缚，貌语强咿嗄。……古来贤达人，往往沈林邱，跌荡从野老，傥遇东陵侯。”该诗作于金陵(南京)．当时他在曾国藩幕中，眼看官场的繁文缛节、装腔作势，他就十分反感和头疼，因此不乐于与其为伍，以其坦荡的个性，宁愿作闲云野鹤一样的散人。《戊寅新岁口占》云：“群公玉珮趋青琐，九市华灯缀绛绳，休怪先生浑不出．年来心绪冷如冰。”其落落寡合的心情和行动均不适于官场，大约这也是他很早就退出仕途的原因之一。但当真正放弃仕途进取之望、不与禄蠹交往之后，他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．如(秋夜}云：“壮怀早读范滂传，晚学今耽小戴经，犹有忧时心未灭，步檐遥看上台星。”《甲戌登高有感》则云：“兴亡历历阅千年，眼底青青六代山，南北推移随世重，安危盘错惜才难。”摆脱得了龌龊官场．却无法挣脱复杂危殆的时局。他深感需要人才出而救世，而人才却是既少且难被任用．忧愤至极时，对自己倾毕生精力而学文为文，也觉得没有丝毫意义和价值。如《戊寅偶书》感叹：“少日苦求言语工，九天九地极溟鸿，岂知无限精奇境，尽在萧疏黯淡中。”不独自己如此，古时大名鼎鼎的韩愈又何能例外?《古诗之一》云：“退之勇卫道，自以时无比，攜文追卿云，著书排二氏。饥寒忽相迫，曩怀挫复几，文章小技耳，何其太自喜。”就是说，自己范范以求的文学境界，有时竟觉得虚无缥缈、没有多大意思了。至于文章的作用更不过就是那么回事，象韩愈那样勇于卫道和自负，但连个人的生计都解决不了，其壮怀又能坚持多久呢7

    中法战争开始，张裕钊已进入老年，他对个人的出处显隐已不太介意了，但由于自强运动的失败和国势的更趋危急，其忧愤也更加深重，而且多为国事而发。如《孤愤》云；“议和议战国如狂，目论纷纷实可伤，万事总为浮伪败，一言无过得人强。尽焚刍狗收真效，宁要束蠡列众芳。独把罪言倚枕读，一声白雁泪千行。”认为中国之败仍在虚应故事．办事缺乏实效。由于自己没有实力，故无论和战均无法摆脱危局。不久清政府接受屈辱条件，与法国订立和约，他更感慨万端，《罪言》称“……岂有疗饥餐毒药，可怜从瞽问迷途。噬脐它日宁堪说，十万横磨一掷输。”批评清政府只顾目前，听信妥协投降主张，轻易把中国将士的战斗成果断送，因而必然招致更多的欺凌。

    张裕钊在世的最后一年，已是甲午中日之战前夕，他已经彻底失望，《冬螟》云：……贪污成俗国维破，砥柱无人士气孤。世事久经归袖手．年除聊复醉屠苏。”其绝笔《眼底》吟道：“眼底喧嚣实可怜，江河日下作深渊。纷纷燕雀何足数，采釆浮游空自鲜．冀北名驹谁万里，辽东归鹤已千年。散人岂合知时事，独念皇家一怆然。”小人得志，颐指气使；志士灰心，酒歌当哭。中国面临更大的灾难，但在灾难到来之前，张裕钊首先想到的是“皇家”，这说明张裕钊式的传统士人，忠君观念已压倒一切。其实，当时危局的根源，正在“皇家”已完全成为国家、社会、人民群众的对立物。要救中国和解除人民的灾难，首先就应该推翻“皇家”，但张裕钊见不及此，所以其思想不够先进。

    张裕钊诗歌内容的第二个特点，是对中国古代圣贤流露出怀

疑。本来在他的文章中，就极少对圣贤的顶礼膜拜，不过还没有直接的质疑和嘲笑；但在诗歌中，一方面可能是直抒胸臆的原因，一方面可能是受到阮籍、陶渊明、李白、陆游的影响，故对昔之圣贤颇多不恭的倾向。如《夜》表示“圣贤去我已千载，手把遗编阖且开。唯有多情天上月．苍茫曾照古人来。”再如《丙子春感》云“酣歌痛饮从疏放，跖矫孔颜谁是非”；《雪夜课经图为方生宝彝题》则云：“所贵俊杰识时务，今日岂复古初侔?尧舜糠秕竞何物，枉持万卷输兜鏊。”虽然这些话不可视作庄重之语，或者竟是酒话和愤激之词，但再联系他写下的诸如《对酒》“千龄百代一山邱，新人旧人莽相续。饥饱苦乐度一世，若为太仓赢粒粟”；《留别莲池书院诸生》慨叹“人生天地间，有若桴浮海，波涛一冲击，谁能知定在?”等等为数颇多的感叹人生之作，就可知道他对圣贤的不敬慕也是真情流露。因为圣贤都是理想主义的产物，而一个极度悲观失望的人很难从内心崇拜圣贤。这种现象也体现了当时士人的双重性格，他们在写文章和教训人鼓励人等庄重场合，力求不违离圣贤之道；而在流露真情时又往往对神圣的东西表示怀疑乃至亵渎。

    张裕钊酷爱书法，由魏晋六朝之书法而上窥汉隶，通过数十年的揣摩钻研．尽得汉魏人用笔真谛，并融合北碑的高浑、唐碑的整肃而自成一家。他以为“汉人用行，莫不中锋，此法至唐代尚能保存。宋代以后，则古法失传，多用偏锋，高沉遒劲的字就少见了。”清末刘熙载、钱葆青诸人都高度评价张氏的书法，尤其是康有为，更称赞“其书法高古深穆。点画转斩，皆绝痕迹而得态，逋峭特甚。其神韵皆晋宋人得意处，甄晋陶魏，孕宋梁而育齐隋，千年以来无与比”。由于康有为的誉扬，张氏的书法一度在国内很有影响。

    张裕钊的文章和书法还驰名日本。除前述他与冈千仞(鹿

门)的文章酬答、诗歌唱和之外，他与宫岛父子的交往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。原来黎庶昌出使日本时，张氏长子张沆作为随员同行，在日本结识宫岛栗香(诚一郎)、宫岛彦(咏士)父子，宫岛彦遂在他二十岁时来到中国，整整七年时间一直追随张裕钊学习汉文和书法，师生情同父子。直到张裕钊去世后，宫岛彦才回日本，创立善邻书院，教授汉文和书法。宫岛既得张氏书法真传，而张氏书法在日本通过宫岛的弘扬传播，已俨然成为一大流派。善邻书院至今犹在，前任院长是宫岛彦之孙宫岛吉亮，他曾在1984、1985年两次组织书法代表团访问中国，在北京和武汉举办“张裕钊、宫岛咏士书法联展”。